焚书坑儒只是一个传说？
我们习惯于用当代的知识结构与判断标准来揣测历史。
谬误代代相传，有时也会被当成真理。
回归真实的历史语境，就变得尤为重要。
从商周到秦汉，柯马丁（Martin Kern ）逐渐揭开的，
不只是一个古老国家的青春记忆，
更是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历史真相。
柯马丁MARTINKERN
1962年生于德国，科隆大学汉学博士，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，Greg (’84) and Joanna (P13) Zeluck讲座教授，当选美国哲学院（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）院士，国际汉学界最负盛名的学术刊物《通报》（T’oung Pao）主编之一，兼任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。学术研究领域涵盖先秦两汉文学、文献学、历史、思想史、艺术史和宗教史，致力于早期文本的形成、接受、经典化研究，同时对中国古代及中世纪诗歌的理论、美学、阐释实践有浓厚兴趣。他的著作主要有《秦始皇石刻：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》（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’in Shih-huang: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）、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（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）第一章《先秦西汉文学》等。
一
40岁以后，皇帝变成了一个内心孤独的漫游者。车骑一寸寸碾过他所征服的六国土地，有时他还会不辞辛苦地登上山巅，试图与神灵对话。在峄山、泰山、琅琊、之罘、之罘东观、碣石、会稽，他立起七块石碑，刻文颂扬秦德，偶尔也会严词训诫某些心怀叵测的遗民们。
两千多年后，当柯马丁（Martin Kern）在拓片上努力辨认这些古老而斑驳的字迹时，七块石刻几乎都已不复存在。存世最久的琅琊石刻，在20世纪初的一次暴风雨中坠落悬崖，沉入海底，只打捞回一些残片。绝大多数学者以为，这些石刻既无史学意义，也缺乏文学价值，不过是秦始皇好大喜功的一生留下的又一个例证罢了，柯马丁却从中发现了早期中国文化嬗变的轨迹。
在专著《秦始皇石刻：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》（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’in Shih-huang: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）中，柯马丁将秦始皇石刻纳入周代以降的宗教、礼仪与文学的传统中进行考察，阐释其传承与演变；同时，他从文化史、社会史等角度梳理秦朝文本在汉朝所遭遇的阐释与重塑，这让他越来越相信，如今对秦朝的一些认知与判断，绝非事实。
七篇石刻铭文，短则108字，长则288字，却引导柯马丁重返中华帝国的开端，重拾久违的真相。
二
柯马丁的人生与绝大多数汉学家不同。
1962年，他在德国出生，那时，不断蔓延的柏林墙正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。高中毕业后，他做了4年记者，当他决定继续读大学时，已经23岁。在科隆大学，北岛和顾城的诗歌让他对中国产生了兴趣，起初阅读的是毛汉茂（Helmut Martin）翻译的版本，后来开始自己学习中文。1987年，他到北大留学，在袁行霈教授指导下，开始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价值。1989年秋，他回到德国，中国发生的一切，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国家古老的传统与崭新的现实，它们似乎始终息息相关。
柯马丁最终决定集中关注早期中国文学，1996年，凭借对汉代郊祀歌的深入研究，他在科隆大学获得汉学博士学位。毕业后，他选择前往美国，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期间，康达维（David R.Knechtges）教授的提示，让他对秦始皇石刻产生兴趣，成为新的研究方向。此后，他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，前往纽约任教。孜孜不倦的研究与写作，引起普林斯顿大学的注意，他应邀南下，如今是Greg (’84) and Joanna (P13) Zeluck讲座教授及东亚研究系主任。
德国与中国早期文学的渊源由来已久，歌德曾对“道德哲学家”孔子满怀好奇，卫礼贤曾广泛译介先秦诸子，海德格尔则与《道德经》相遇，擦出思想的火花。柯马丁对中国的兴趣，却是从现代启程，不断地向更为久远的古代中国跋涉。从商周到秦汉，他逐渐揭开的，不只是一个古老国家的青春记忆，更是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历史真相。
三
中国人记忆中的秦始皇，与两个无比恢弘的意象有关——长城与兵马俑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，人们仍然愿意用秦代的古老意象来象征现代中国的崛起。吊诡的是，它们被视为民族的骄傲，秦始皇本人却还是被当成“暴君”——焚书坑儒，穷兵黩武，徭役沉重，法令森严。
秦始皇巡游中国时并不知道，有一个楚国的年轻人曾遥望车驾，宣称“彼可取而代之也”。只不过，最终“取而代之”的不是项羽，甚至也不是刘邦，而是汉朝的儒生，他们重塑了秦始皇的形象乃至秦朝的历史。
柯马丁发现，“焚书坑儒”只是汉代儒生们编造的无数个故事中流传甚广的一个。秦始皇确实坑杀过两名“方士”，但并不是儒生。遍寻早期文本，他也找不到一个被坑杀的儒生的名字，恰恰相反，像伏胜、叔孙通这些儒生在秦朝的处境甚至还不错。柯马丁又对比了秦汉前后出土的一些儒家文献，并没有明显的差别。仔细排查历史，在司马迁之前，也不存在对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的指控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讲的只是“焚诗书，坑术士”，直到公元317年面世的伪造的孔安国本《尚书》中，才第一次出现“焚书坑儒”这个词。种种证据让柯马丁提出，是汉朝的儒生篡改了这一切，他们通过制造“焚书坑儒”的悲剧传说，为儒生阶层建立起道德优越感，也形成了儒生的身份认同，又通过修订乃至篡改先秦文本，确立了汉朝的合法性。与秦国长达700年的漫长历史相比，新生的汉朝没有历史可循，身份低微的汉高祖刘邦更是与贵族传统格格不入。怎样创造汉朝的历史，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，就成为交给汉代儒生们的一个紧迫的命题。显然，他们完成得相当出色。
回溯秦始皇的人生，柯马丁意识到，他与中国绝大多数王朝的开国皇帝都不同，他出身王族，自幼受过规范的礼仪训练，在统一六国、成为皇帝之前，他已经做了26年秦王。他是挟世袭王权之力登上权力巅峰的，而后来许多王朝的开国皇帝，大多出身草莽，或是以将相身份篡位。
我们显然需要重新看待这个所谓的“暴君”和“破坏者”。柯马丁认为，秦始皇不但没有破坏传统，反而在追寻传统，并控制传统。秦始皇巡游，其实是在效仿舜，度量自己的帝国，重建宇宙的秩序，秦始皇对文化的态度亦是如此，正是在秦始皇的时代，完成了“五经”的经典化，“他还是在强调经典，不是破坏经典。汉代的儒生正好把这个故事反过来说了，而中国的教科书仍然在延续这个说法”。
四
两千年前的往事，遥远得仿若神话。其实不只是秦始皇，孔丘、李耳、庄周、屈原、司马迁等人都被光阴之手涂成了亦真亦幻的模糊身影。中国人对他们无比熟悉，其实又无比陌生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习惯于用当代的知识结构与判断标准来揣测历史，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副院长王森院士用“后见之明”来形容这种历史认知的困境，柯马丁常用的词则是“时代错置” （anachronistic）。谬误代代相传，有时也会被当成真理。回归真实的历史语境，就变得尤为重要。
2003年，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与耶鲁大学的孙康宜主持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（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）的编撰，邀请柯马丁写第一章，原计划写先秦诗歌，柯马丁却断然拒绝，既不想只写先秦，也不想只写诗歌。他认为，诗歌并不能代表中国早期文学，必须从汉字、铭文到诗、赋，对早期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整体观照；此外，早期中国文学从商周到先秦直至西汉，是一个完整的延续与演变过程，直到东汉才真正出现新的局面，因此，先秦决非断点，更不是终点。
这部中国文学史起笔就与众不同。柯马丁从汉字出发，解读中国文学传统。他提出，尽管汉字在早期并不稳定，但是，进入中华帝国时期以后，文学传统由基本趋于稳定的汉字所书写。书写系统（writing system）的稳定性相应地造成了语言、文化同样稳定的幻象，形成令人敬畏的漫长传统，这种幻象甚至反作用于人们对先秦的认知，误以为先秦文学也是稳定的。“自前帝国时期以来，这一现象已经产生了一种永恒的文学共同语（koine），它随着时间而渐变，但始终坚守其基本的同一性与连续性，囊括了不断扩大的文本世界。”
柯马丁对中国早期文学的许多洞察都是颠覆性的。
“天命”在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中频繁出现，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却几乎找不到，到西周中后期才开始变成一种重要的概念；“天子”的称呼到西周中期开始变得普遍，西周末年才大量涌现。种种证据让柯马丁相信，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反映了西周中后期乃至春秋时期的人们对西周早期的记忆，而《诗经》的颂诗、《尚书》的王室演说以及青铜器铭文对西周初年的描述，并非意在记录历史，而是为了表达对失落的黄金时代的记忆。
《论语》在战国时其实毫不起眼，直到西汉被纳入太学教学才真正引起关注。孔子也并不是《春秋》的作者，甚至包括孟子、庄子、墨子等人在内，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著作，都是经过后世不断口传、书写、编撰过的文本。经过详细的考证，并深入分析文本的语言风格，柯马丁推测，《荀子》或许才是第一个主要由一位作者（荀况）完成的文本。而所有这些战国时代的文本，其实都经过了汉代宫廷学者的修订与重塑。
他甚至认为，所谓的“百家争鸣”其实不像争鸣，他无法从文本中找到诸子相互引用、争论或应和的痕迹，“最好视之为与某些杰出大师有关的思想、故事汇集”。他也试图从音乐的角度来考察文学的关系，楚地出土的管乐器、弦乐器与中原出土的钟、鼓、磬，演奏的音乐效果完全不同，也造成了《楚辞》与《诗经》不同的语言风格。
中国早期经典的命运，在汉代发生了重大转折。当柯马丁试图解读其间的因果关系时，他发现，“帝国倡导的传统学问，塑造了一个由数以千计的学者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”，儒生们帮助帝国建立起政治秩序和历史话语，同时也树立了自身的权威，不到两百年，这个新生阶层就成为帝国的核心，甚至尝试与帝王分享权力，这一格局从此再未改变。作为汉学家，柯马丁谙熟中国经典，又站在中国漫长而沉重的传统之外，跨文化的身份让他拥有了更加敏锐的视野与更加多元的观察。
五
自从吉德炜（David N. Keightley）教授在1975年创办Early China杂志以来，早期中国研究在西方学界渐成气候。如今，柯马丁已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。翻开古籍与拓片，他便进入另一个世界。有时穿梭于淮南王刘安的宴饮现场，有时则循着屈原的脚步，在汨罗江边游荡，有时会重返西周，往盛满祭品的青铜鼎里寻找那些向神灵、祖先祈祷的神秘字符，有时则与司马迁一道在中国的大地上漫游⋯⋯他对古代史料的谙熟程度甚至超过许多中国学者。有一次，一位北大教授与他讨论问题，提及一段史料，柯马丁竟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它的出处——在某本书的某一页。
柯马丁离开德国已近18年，他精通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中文、日文，长年置身于不同文化之间，让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现状倍感忧虑，他希望中国学者能拓宽视野，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来观察中国文学，而不是闭门造车，固步自封。
这个寒冷的冬夜，我们一直聊到茶室打烊，服务员一边客气地道歉，一边迅速熄掉了所有的灯。我们在黑暗里又聊了很久，柯马丁原本有些疲倦，后来，他谈起一个新的话题——如果重写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第一章，他会写得更加“极端”、更具颠覆性。他讲述着自己最新的思考与研究，它们将成为有力的证据，黑暗中，他的眼睛猛然又绽开光芒。
△ 秦峄山刻石宋摹刻本局部，作为秦始皇所立的七块石刻之一，原石已毁。绝大多数学者以为，这些石刻既无史学意义，也缺乏文学价值，柯马丁却从中发现了早期中国文化嬗变的过程
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
《生活》：你翻译过秦始皇石刻以及《诗经》的部分内容，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。中国诗歌有许多言外之意，翻译时很难表达，顾彬翻译中国诗歌时会添加很多注释。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？
柯马丁：我没有集中地做过翻译，我翻译的主要是早期中国文学的一些内容，它们与唐宋文学、中国现代文学非常不同。当然，我也会注意诗歌的节奏、押韵这些问题，也加了大量的注释。但是，对我来说，翻译不是最后的目标，翻译是一种研究的工具。
《生活》：你的文化背景很复杂，你在德国长大，在美国任教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，三种语言经常需要相互转化吧。
柯马丁：中文是我的第四门语言，首先是英文，其次是拉丁文，然后是法文，第四门才是中文，最后是日文。
我离开德国接近18年了，一直生活在英语的环境里，德文对我来说已经有些陌生。前段时间我用德文写一篇论文，感到有些困难。
事实上，可能并不存在完全正确的翻译。与原文相比，在翻译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得到更多，还是失去更多？即便在同一种文化内部，同一种语言里，由于时代不同了，内容也会有很大的差异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作者写完一部作品，交给读者，每个读者的理解不同，也会出现不同的“翻译”。
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了一门课，就是讲“翻译”的问题。“世界文学”（英文World Literature，德文Weltliteratur）的概念，是从德国起源的，1827年歌德对“世界文学”的倡导，让这个概念更加深入人心。以前欧洲人谓的“世界文学”就是欧洲文学，歌德开始关注伊朗文学，当然还有中国文学，当时他提出“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”。
“世界文学”在当下又有了新的含义，变成了“全球文学”（Global Literature）。以前我们会区分英国文学、德国文学、法国文学，而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，北岛一定是中国文学吗？村上春树一定是日本文学吗？本土文学受到全球化的影响，很多外语词汇和思维方式已经在原文里有所体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“翻译”又意味着什么？甚至是否还需要“翻译”？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。
“翻译”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命题——文化认同的问题。在全球化的过程中，需要注意到不同文化间的差异，历史的差异、宗教的差异、生活方式的差异，要允许多元文化的存在。我觉得不应该过度强调文化的陌生感，当然，也不能没有陌生感。我们需要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。
《生活》：你在《秦始皇石刻：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》中提到，秦始皇在中国东部竖立石刻，意在宣示对该地区臣民与神灵的征服。这让我想起特洛伊之战，希腊人和特洛伊人都在寻求神灵庇护，诸神也分成不同阵营参战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各诸侯国是否存在不同的神灵世界？
柯马丁：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——当然，这是我的推测，秦始皇竖立石刻的地方，除了碣石，都在山上，是传说中可以与上天、神灵沟通的地方，对当地的臣民而言，它们则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。秦始皇要控制不同地区的宗教认同，这也是他统一帝国的一种形式。
从秦始皇开始，帝国成为一种理想，需要追求统一，甚至强迫统一，要将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版图，抛弃其他文化，忽略了文化的多样性。
真正的帝国意识是什么样的？当年英国自称“日不落帝国”，整个世界都是英国的，但是在不同的地区仍然保留着不同的文化。中国却并非如此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中国的版图非常大，时区却只有一个。
《生活》：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，文化心态很重要。
柯马丁：我现在经常来中国，每年起码要来五六次，在中国也有很多同事和朋友。我觉得，中国文学研究缺乏一种比较性的方法。2015年9月我和艾朗诺（Ronald Egan）、田晓菲、商伟他们一起到北京参加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会议，谈论各自的学术研究方法。会议结束前，我对在座的中国学者说，我有三个请求。
第一，汉语是我的第四门语言，我尽力地用第四门语言与中国学者讨论问题，中国学者愿不愿意学习一门外语，起码是英语？
第二，我一直尽力地读中国学者的新文章和新著作，就在那次研讨会上，我的论文还引用了一篇文章，是一位北大学者一年前在日本的杂志上发表的，很多中国学者都没有注意过。所以，我请求中国学者，愿不愿意也读一读我们的文章，愿不愿意接受另一个角度的研究方法？
第三，我虽然集中研究中国文学，其实还有大半的时间在读古希腊、古罗马、古埃及等等其他文明的文章。如果只了解一种文化，那你其实什
么都不了解。如果没有比较的视角，就不知道什么是共同的，什么是特殊的。当然，这是你们的选择，如果你们不愿意这么做，你们所做的中国研究，对研究其他古代文明的学者而言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因为这样的研究没有“护照”。
很多中国学者觉得，西方人不懂中国，中国古代的思想在西方没有影响力，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。如果你希望你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能够被世界学界所接受，甚至对其他古代文明研究产生影响，你必须也要接纳其他古代文明研究，让它们可以进入你的研究系统，并对你的研究产生影响。
《生活》：全球化的时代没有哪种文化可以孤立存在。
柯马丁：现在也有一种所谓“例外性”的概念，认为中国是特殊的，只有中国的理论和解释才能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，外国人的解释都不对。
《生活》：这也是一种中华帝国思维的延续。
柯马丁：统一思想。如果一直如此，中国文学研究根本没有希望和前途。
△ 秦始皇兵马俑前面总是人山人海，自出土以来，它们吸引着来自异国研究者的目光
儒生阶层与经典重塑
《生活》：西汉时，刘歆曾强调文化衰落的三个阶段，以道德感的高低来判断文学与文化的高低，这种道德标准从何而来？
柯马丁：汉朝是一样特殊的朝代，和秦朝不同。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，秦国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，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就像是一个从原始森林里走出来的人物。汉朝没有历史，需要创造自己的历史，来回答一个王朝的终极问题，确立自身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。
汉朝的帝王有这样的需要，官学、太学兴起，儒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汉朝的儒生们伪造了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的说法，质疑秦朝的合法性，同时他们也证明，汉朝同样拥有自身的历史与传统。
刘歆生活在西汉末年，是一个国家走向衰落的时期，在这样的时刻，王朝更加需要历史。
《生活》：刘歆的时代也是“灾异论”盛行的时代。
柯马丁：这是政治话语中最有说服力的表达方式。“灾异论”的形成意味着国家出现了危机，西汉后期的皇帝都比较软弱，国家走向衰落。政治问题突出，也出现了阴阳五行学说，形成了汉代的宇宙观，建立起新的阐释体系和秩序。儒生们也利用“灾异论”树立起自身的权威，形成一个文化阶层。汉代的儒生基本都是政治家。他们标榜一种道德感，
但事实上他们自身并没有道德感，只是一种政治策略。这也一直是中国儒生的问题，他们一面依附于帝王，一面又不断地批评帝王。
《生活》：伏尔泰也遭遇过相似的处境。
柯马丁：是的，但是，在伏尔泰之后，法国很快就不是帝国了。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，法国思想家萨特和总统戴高乐的思想可以说水火不容，有人认为，萨特晚年有些言行是在犯罪，但是戴高乐说，我们不能逮捕伏尔泰。法国对知识分子非常重视，对于那些猛烈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比较宽容。
《生活》：最初是什么契机让你意识到“焚书坑儒”是伪造的？
柯马丁：汉代人说秦始皇破坏传统，其实秦国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的350年，都是一个非常保守和传统的诸侯国，一直在模仿西周。
我研究石刻文的时候发现，这些石刻文都是非常传统的政治话语，如果发生了“焚书坑儒”，为什么还会继续使用这样的语言？这太矛盾了，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，我就去看更多的早期资料，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“焚书坑儒”的说法。西汉初年，贾谊写《过秦论》分析秦朝的过失，根本没有“焚书坑儒”这样的说法。西汉初年对秦代的评论和东汉不同，基本上还是赞成秦始皇，批评秦二世，后来之所以出现“焚书坑儒”的说法，是因为一些汉代的儒生要建立自己的地位和权威。
我们相信，“焚书”确实发生过，确实焚烧过一部分书，对“坑儒”则持怀疑态度，我们找不到证据，一个被坑杀的儒生的名字也找不到，反而有一些典型的案例，比如儒生伏胜、叔孙通，都是秦朝宫廷的“博士”，后来又进入汉朝。
我觉得秦始皇不是在破坏传统，而是在控制传统。他没有破坏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，而是找了“博士”编撰，进行经典化，形成所谓的“五经”。我认为，“五经”的经典化是秦朝的事情。如果你要创造一个经典，就要先说明什么不是经典，需要丢掉。秦始皇破坏的是他所认为的经典以外的东西。这是“五经”的思路，也是《四库全书》的思路，汉武帝其实也是如此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在这一方面，汉武帝和秦始皇是完全一致的。
秦始皇是在强调经典，不是破坏经典。汉代的儒生正好把这个故事反过来说了，而中国的教科书仍然在延续这个说法。
△ 中国人记忆中的秦始皇，与两个无比恢弘的意象密切相关——长城与兵马俑。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，人们仍然愿意用秦始皇时代的古老意象来象征现代中国的崛起。吊诡的是，它们被视为民族的骄傲，文明的象征，而秦始皇本人却还是被当成“暴君”——焚书坑儒，穷兵黩武，徭役沉重，法令森严
如果重写中国文学史
《生活》：前面讲到的许多问题都意味着，汉代是特别重要的时代，直接影响了后世对汉代以前经典的认知，但是它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。
柯马丁：我想是的，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，汉代的经典化、文本化（textualization）也都非常重要。我在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中也比较强调这一点。
《生活》：因此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第一章你写到西汉为止，因此从东汉开始，书面文本（written text）越来越重要。
柯马丁：我是这样认为的。开始孙康宜问我要不要写先秦诗歌这一部分，我说，第一，我不写先秦，如果写先秦，必须也要写西汉；第二，我不写诗歌，要写就写整个早期文学的发展过程。所以他们后来改变了整个的结构。
从西汉到东汉，最大的变化发生在西汉末期王莽时代。在儒家思想经典化的过程中，王莽时代特别重要，如果没有王莽，我们的经典肯定很不一样。当然，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把这件事情也反过来说了。
此外，西汉末年的文本系统已经存在，东汉时还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，就是纸。它带来了巨大的改变。所以，我觉得，东汉文学和西汉文学完全不一样，西汉文学基本还是战国末期的延续，东汉则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现在来看，我觉得我写得还是太保守，如果今天重新写，肯定会写得极端得多。
《生活》：怎么极端呢？
柯马丁：我继续研究《诗经》，越来越不相信《诗经》是三百首独立的诗。这些诗有长有短，有些长诗很明显不是一首诗，而是一种合成文（composite text），有些看起来是一首诗，其实有散文或者今文散文的成分。另外，有一些短诗也不是独立的，尤其是《周颂》。我现在看《诗经》，不是一篇一篇的诗，而是一组一组的题目。很难说某一首诗
是从哪里开始的，或者在“毛诗”之前这些诗的形式到底是什么样的。
“清华简”的《耆夜》里有首诗叫《蟋蟀》，“毛诗”里也有，但两者很不一样，正好50%的字和词是一致的，还有50%完全不一样。现在中国学者在讨论，这是一首诗还是两首诗，他们大多认为是一首诗。他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：哪一首早，哪一首晚，哪一首真，哪一首假，哪一首好，哪一首不好。我觉得这些推测都不对，其实并不存在原文，只是有一个题目、一个意象或者一个故事，叫《蟋蟀》。比如，有一天你和朋友喝酒，你用你的词汇和方法唱《蟋蟀》，第二天我唱我的《蟋蟀》，选择我的词汇和方法。哪一个才是原文？我把这些诗看作一个题目下的不同的具体的实现方式，不存在原文，而是很多种可能性。
如果现在研究《诗经》，我会这样写。我和宇文所安有一个计划，2016年会写一本书，研究《离骚》，我们的基本概念是《离骚》不是一首诗，也是一种合成文，是被编起来的，有两种不同的传统在里面汇合，《九歌》的传统和《九章》传统，这两种语言很不一样，在《离骚》中有一部分非常像《九歌》，下一部分非常像《九章》，而且这两个部分确实是分开的。所以《离骚》的文本是被创造的。
《生活》：这两种传统是否都来自南方？
柯马丁：是否来自南方，这很难说，现在资料不够，还做不到这个分析。我推测都是南方的，或者说就是楚国的。
我觉得，《离骚》经典化的文本，恐怕是淮南王刘安宫廷中的文人们汇编的，淮南国的国都寿春以前也是楚国的国都。我推测，屈原原来应该是楚国的政治神话人物——我不是在说屈原不存在，而是他变成了楚国的象征，后来，楚国变成汉帝国的一部分，屈原的故事变成国家的故事（national story）。你看司马迁写的《屈原列传》，屈原认为：“秦虎狼之国，不可信”，他就被放逐了，到了汉代，屈原对秦国的批评，就变成了汉朝对秦朝的批评。只有到了汉代，屈原才变成一个国家的英雄（national hero），在汉代之前，并不存在这样的文本与评价。
另一方面，屈原也存在被神化的过程，我觉得，《离骚》是在表演屈原的故事，他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，可是，到了汉代，尤其在司马迁笔下，屈原变成了《离骚》的作者。我认为，屈原是《离骚》的题目，不是《离骚》的作者。
《生活》：这些推测太有颠覆性了。
柯马丁：如果重写文学史，我可能会强调这些新想法。当然，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基本的意义并不是介绍自己的特殊的概念和最新的研究，而是综合性地呈现大家都基本同意的内容，所以肯定会比较保守。
* * *
本文出自《生活》月刊第122/123期
撰文：张泉 / 采访：张泉、朱颖婕 / 摄影：吴俊杰/
感谢：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教授
文字和图片版权均受到保护
任何未经允许的复制或转换都将承担相关责任。
《生活》2016年1、2月刊122/123期，点击左下阅读原文，包邮选购